张小红博联博客

网传周立波笑侃领导人惊动中央温总理作出回应

zhangxiaohong — Fri, 26 February 2010 17:39:53 +0800

温家宝：上海有个周立波把我调侃了一把

上海滑稽演员周立波自创的「海派清口」，突破言论禁区，模仿及调侃毛泽东、江泽民、温家宝等领导人，笑侃共产党、文革、雷锋，甚至台湾问题，暗讽一元化的宣传及专政，笑中有泪，泪中带笑，座无虚席，黄牛票炒到三千元一张，形成周立波现象，成为中国言论日趋开放的象征。他调侃江泽民「三个代表」及深圳市长许宗衡下台，分寸拿捏精准。中共中央常委李长春指出，周立波现象值得研究，对文化发展要进行反思。

看来咱们注意周是有点道理的。有评价说：

周立波现象代表着中国言论禁区的突破和政治生活日趋宽容。

网传周立波笑侃领导人惊动中央温总理作出回应

http://www.yantan.cc/bbs/thread-95002-1-1.html

反腐专家：官职升迁不确定性诱发干部迷信动机

zhangxiaohong — Sun, 21 February 2010 08:32:05 +0800

反腐专家：官职升迁不确定性诱发干部迷信动机

　　中评社香港电／清华大学廉政教研室副主任任建明在《人民论坛》撰文分析官员迷信问题时指出，官职升迁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为诱发干部迷信的动机，要治理官员迷信，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以及深化反腐败制度改革是很必要的。

　　文章指出，这些年来，从一些腐败分子迷信或深度迷信的案例来看，官员迷信程度确实比过去显着提高了，这有很大的警示意义。现在关于官员迷信的原因，已有的讨论中不外乎以下几种：信仰(特指共产主义信仰)缺失；为掩盖腐败行为，祈求神灵保佑；为预测官职升迁或有好官运而问卜神灵或迷信风水。

　　文章举例说：湖南副厅级官员李会刚，因一“大师”预言他至少能官至副省级，就拿了149万元奔京城去购买官位；已是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的唐见奎，因南岳衡山一小庙和尚“算准”了他升迁的几件事，就从省财政拨出200万元专款，为那小庙修了条水泥大路；同为正厅级干部、原湖南省冶金集团总公司总经理邹恒春，酷爱占卜算命，最崇拜长沙开福寺的一个老尼姑，该尼姑曾“预测”他在50岁之前会遭遇一次车祸，政治上也会有一劫，2002年他被省纪委“双规”后，不是总结自己的教训，而是感叹自己命该如此……

　　文章说，从上述迷信官员的个案来看，比较共性的目的是为了预测职位晋升的前程如何。这似乎不难理解。根据管理决策理论，人们往往在遇到风险决策，特别是不确定性决策时，由于存在资讯不对称或预测结果的风险性，这个时候，人们就会产生诉诸迷信办法来预测未来的动机。如果只有1个候选人去竞争一个副局长职位，他就不需要问鬼神了；但如果有5个候选人，成功的概率只有1/5，这似乎只是一个风险决策。但时下干部能否被提拔的影响因素很不确定，有的说能力和政绩是主要的，有的说和主要领导的关系是主要的，有的说群众关系或同僚关系是主要的，还有的说金钱是主要的，于是，如何能被提拔，以及朝什么方向去努力，就变得高度的不确定。这时，求助于八卦、鬼神的动机就很大了。

　　文章指出，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尊重、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对于多数公务人员来说，生理、安全、归属、尊重的需要容易满足，恰恰是自我实现需要难以满足。对于大多数公务人员来说，谋求职位晋升都应当是满足他们自我实现需要的一种主要途径。一般来说，通过职位晋升满足公务人员自我实现的需要也是正常的和合理的，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官员追求升官兼有贪污腐败的动机。可是，由于官员职位是稀缺的，且职位越高稀缺程度越大。由于中国公务人员待遇等其他激励方式都和官职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于是，要发展似乎就只有谋求提拔这一条路了。如果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规范、透明，对于大多数公务人员来说，从事公职也就是一个风险职业罢了。但问题是，从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演化的现状来看，特别是从这些年来买官卖官腐败日益严重的态势来看，影响官员职业发展的因素越来越变得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很高的事情，必然就会诱发干部的迷信动机。

　　文章还指出，对于那些腐败的干部来说，由于国家打击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安全就成了他们另外的一个主要的需要了。特别是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腐败干部的比例还比较高，因此，有这种需要的干部还不少。同时，由于保护举报制度缺失以及一些更为复杂的原因，干部腐败之后能否确保安全，也是一个不确定性很高的事情。因此，腐败干部也就会有很大的迷信动机。有一些官员迷信案例就属于这种情况。

　　基于上述分析，文章认为，要治理官员迷信，除了其他人士提出的对策之外，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和深化反腐败制度改革这两个对策很重要。假如所有干部选拔任用都是以公开竞争的方式进行的，规则在先，通过群众评议、实绩考核以及科学的能力素质测评来决定，且所有的评议、考核、测评结果资讯都完全公开，那么，在决定任命这件事上，所有候选人都能明确地知道他们是否会成功，被淘汰者也知道今后应当如何去努力，根本就犯不着去问鬼神。同样，如果反腐败制度改革可以做到“伸手必被捉”，腐败官员也犯不着去问鬼神，很容易就知道为确保安全自己该怎么去做了。

杨尚昆谈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二十年

zhangxiaohong — Sun, 31 January 2010 01:02:25 +0800

杨尚昆谈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二十年

(2009-12-2 9:34:26)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96年9月至1997年3月，杨尚昆请中央办公厅的一些老同志到他的住地小翔凤胡同5号共忆往事，8次谈他主持中央办公厅工作的20年。谈话基本是座谈形式，杨尚昆娓娓道来，中间不时有人或插话或提问，气氛十分活跃。

　　本文主要记录杨尚昆谈建国后他在中央办公厅的往事。杨尚昆谈建国前他在中央办公厅的往事，已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第11章至第14章，从略。

　　“功劳不能记在我一个人头上”

　　杨尚昆说，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直到1965年秋“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中央把我放在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位置上，整整20年。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包罗万象，但最初机构和制度并不健全，能应付下来，同20年来自身建设做了一些工作是分不开的。

　　20年，可以分为两段，建国前（1945年9月至1949年9月）一段，共4年时间，这中间包括从延安撤到三交，又从三交转移到西柏坡，最后来到北平。在三交时，我被任命为中央后方委员会副书记，协助叶剑英统筹后方工作，办公厅的工作融入后委。建国后（1949年10月至1965年11月）一段，共16年时间，这一段同前一段主要是围绕打仗、为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服务不同，工作范围越来越广，工作量越来越大，真正是个不管部。我常说一年四季忙到头，到年终总结时又说不出到底做了些什么事，取得了什么成绩。你们都是在中办工作多年的，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体会？

　　中央办公厅本身的工作无非是三大块。秘书性工作这一块最大，包括文书处理、机要保密、档案管理、会议组织等等，后来还增加了信访工作，总之，包罗万象。此外就是生活服务工作和安全警卫工作。

　　中央办公厅的工作虽然包罗万象，但是最初机构并不健全，原来只有三处一科，就是以曾三为处长的秘书处，以李质忠为处长的机要处和以邓洁为处长的行政处，此外，还有一个以赖祖烈为科长的特别会计科。那时中央的警卫工作由中央警卫团负责，直属中央军委，不归中央办公厅领导。

　　在西柏坡时，制度也同样不健全。比如，叶子龙是毛泽东的秘书，如果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电报，叶子龙就把这份电报揣在他的口袋里跑到少奇、恩来、朱老总和弼时几位书记那里请他们当面过目，最后交给李质忠发出去就完了。不像后来我们建立的文件传阅制度，一份文件什么时间传到谁手里，谁阅后有什么批示，清清楚楚。文件传阅的记录，本身就是一份很重要的档案。

　　你说在这些方面20年中有什么建设没有？有一些。这主要是下面同志兢兢业业、辛辛苦苦工作的成果，功劳不能记到我一个人的头上。至于我自己，只能说横竖在这里20年，办公厅的工作没有出大的问题就是了。

　　中央办公厅从正式成立开始，就非常重视档案工作建设。在延安时，中办的正式名称是中央书记处办公厅。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中央前委、工委合并，后委撤销，周恩来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共中央办公厅，我为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仍兼中央军委秘书长。我记得在那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一个问题考我们，让在座的人回答，他说，你们办公厅保管的党的历史文件为什么叫档案？档案的“档”字偏旁为什么是个“木”字？当时谁也回答不出，我也答不出。周恩来就给我们讲，我们中国自古以来重视档案工作，从商朝起就有了甲骨文档案，后来才有了用竹片或木片记事的档案，不过那时还没有“档案”这个词。“档案”一词最早出现于清朝康熙年间，从字面理解，“档”字的原义是木柜上的横木框格，引申为存放文书的阁架；“案”就是缮写文书的桌子，处理一项公务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文书也叫一案，“档案”就是把处理公务形成的文书经过整理保存备查的案卷。在中央办公厅成立的大会上，周恩来首先提出档案问题，说明他对档案工作的高度重视。后来正是在他的领导下，经过曾三、裴桐他们积极工作，1959年10月，中央档案馆正式开馆，同时明确规定党政档案统一管理。这是党的一项重大建设，功劳不能记在我一个人的头上。

　　“后楼”，是中办直属各组的习惯简称，组建十年中做了一些工作，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因为这几个组都在居仁堂后楼办公而得名。谈到“后楼”就要从它的前身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说起。第一办公室是党在全国执掌政权以后，第一次在中央办公厅下设立的直接为中央服务的调查研究、文件起草的秘书性工作机构。1952年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最后一年，国家即将转入有计划经济建设，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正在酝酿制定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党中央的工作日益繁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多次同安子文和我商谈，提出在中央办公厅内设立一个机构作为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中的参谋、助手。刘少奇强调，要选调一批政治上强，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能在机关坐得住的同志到中办来，不怕坐冷板凳，方针是“长期准备，一旦备询”，不急于表现一时一事的工作成果。根据这个精神，由各大区推荐一批政策水平较高，思想敏锐，又能够长期在机关坐下来的地委以上优秀干部，作中央的参谋、助手。这样，由我兼主任的只有十几个人的第一办公室成立了。1955年初，随着大行政区撤销，为了加强中央办事机构，书记处决定成立四个办公室，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原来的任务不变，人员略加充实升格为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仍由我兼主任。八大以后新的中央书记处是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与八大前的中央书记处性质不同，这就必须对原有的办事机构进行调整，改为在中央办公厅内设立几个精干的小组，为新的中央书记处服务。1956年党的八大以后，居仁堂是中央书记处和“后楼”办公的地方。居仁堂由前、后两座两层楼组成。前楼下面一层中间是一个大厅，大厅东侧是我的办公室，西侧是会议室，中央书记处会议就在这里召开；上面一层分别是几位书记的办公室和李颉伯（后来是龚子荣）的办公室。居仁堂后楼就分配给中办直属各组使用。1964年居仁堂作为危房拆除，我、龚子荣，还有翻译组搬到甲楼办公，“后楼”其他各组搬到丙楼办公，但习惯仍称“后楼”。1965年我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当时汪东兴和中办的几位副主任都在下面蹲点搞“四清”，只留李质忠一人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后楼”暂由彭真代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后楼”就给撤销了。说到底，这个机构是在毛泽东和少奇同志的关怀下成立的，不能把功劳挂在我一个人头上。

　　秘书室的建立算是一个创举。1949年进城以后，毛泽东的旧谊要求解决各种问题的来信很多；向中央表达致敬的来信也日益增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处理人民来信的机构，就是秘书室（信访局的前身）。对此，当时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但是，历史证明，成立这个机构是完全必要的。

　　我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后，中央也没有给我配备副手，直到1955年，我向中央建议并经中央批准，任命曾三、邓典桃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这是中办第一次有了副职。建国前不算了，建国以后，我继续当了六年的光杆司令。

　　“中央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杨尚昆说，如果说我在建国前这一段主要是搬了几次家，那么，我在建国以后基本上就是起个“听用”的作用。打麻将不是有一张可以当作任意一种牌使用的“听用”吗？办公厅主任的工作也是“听用”，党需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建国前我的工作也是“听用”，不过那时办公厅的工作相对单纯多了。

　　1949年初，中央已经考虑中央机关迁往北平问题，此后，准备最后一次大搬家就成为我的工作重点之一。由于中央要我在3月24日先于中央书记处同志到达北平，因此，3月20日成立了由曾三、邓典桃、邓洁、廖志高、方志纯五人组成的转移委员会，负责做好转移期间的后方善后工作。中央机关进驻香山后，我就几次提出解除我的军委秘书长职务，后来周恩来告诉我暂时一切照旧，军委秘书长职务不解除，中央副秘书长职务也仍然要兼，办事以中央办公厅主任名义行使职权（建国以后，中央军委办公厅成立，不再设秘书长一职，我的军委秘书长职务自动解除）。所以，我的工作，哪些属于办公厅职能范围内的，哪些超出办公厅职能范围的说不清楚。那时真是一天忙到晚，经常要忙到次日凌晨两、三点才能休息。一般地说，白天根本没有时间处理办公厅内部事务。找中办干部谈话、交办事项，除紧急工作外，大多安排在晚上。下面干部找我也习惯在晚上来，因为是晚上，就不必事先约定时间，他们往往在九、十点钟的时候就自动来了，有时来的人多了，要一批一批地谈，等候的人就在秘书值班室摆龙门阵。都谈完了，他们走了，我还要处理当日的文电直到深夜，再打电话问问高智那里、童小鹏那里还有什么事没有，他们说没事了，我就可以放心地回万字廊休息去了。

　　党的八大以后，作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我分工联系中监委、全总党组、团中央、全国妇联党组和调查部。

　　前几天，罗青长来看我，说他们正在收集整理历史资料，发现和我有关的材料不少。他说那时中央决定由我领导李克农的工作。我说是联系不是领导。他说调查部归杨尚昆领导，中央是下过文件的。中央下过什么文件我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有这么几件事：从在三交（中后委）时起，我同李克农在工作上的联系就比较密切，直到进城。1950年5月，李克农因病住院，经周恩来报告毛泽东同意，他那里的日常工作，由邹大鹏主持，重大问题请示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和我。1955年2月，罗青长等同志找我，反映军委联络部的同志们都愿意回到党的系统来。随后我和李克农商量，他也赞成这个意见，并建议在党的系统内单独成立一个部，可名为调查研究部。3月初，在刘少奇主持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同意李克农的意见，决定成立中央调查部，李克农任部长。原军委联络部成建制转移到党中央系统，日常工作由我与李克农联系，重大问题请示邓小平。这以后，我先后以中央副秘书长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身份联系中央调查部。那时李克农身体不太好，主持调查部日常工作的几位副部长孔原、邹大鹏、罗青长，后来还有冯铉都经常到我那里谈工作。

　　国家领导人出访的安全保障，主要依靠公安部和调查部，我的任务是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督促检查，确保万无一失。五六十年代，我国领导人出访不多，但是当时国际环境恶劣，敌情十分复杂，一遇有领导人出访，我们的工作就成倍增加，忙得真可谓宵衣旰食。最紧张的情况有两次：一次是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事先我们得到蒋特拟加害周恩来的情报，为此，我们已经采取了某些措施。不幸的是，4月11日，我国向印度租用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在香港被蒋特秘密安装了炸弹，飞至加里曼丹岛上空时爆炸失事，乘坐这架飞机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者石志昂等8同志壮烈殉职。这一事件发生后，如何确保周恩来一行的绝对安全，圆满完成原定任务；还要考虑如何通过外交途径同印、英当局进行交涉，要求他们彻底查明情况，严惩凶犯。内外两条战线，实在忙得不亦乐乎。直到4月29日，周恩来从印尼返抵昆明，我才稍稍松了一口气。另一次是1963年4月，刘少奇、陈毅出访印尼、缅甸、柬埔寨和越南。这一次，主要是柬埔寨敌情复杂。根据我驻柬大使陈叔亮报告的严重情况，我们本来已建议刘、陈推迟访柬，4月23日正在缅甸的刘、陈也回电同意推迟访柬。与此同时，我们请陈叔亮大使会见柬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向他通报了我们掌握的敌情，希望他采取有力措施，并转达了刘、陈推迟访柬的意向。4月24日，陈叔亮报来会见西哈努克的情况，西哈努克允诺采取必要措施。在形势变得对我们有利的情况下，当即以周恩来、彭真、我和孔原的名义致电刘少奇、陈毅，提出不定期地推迟对柬访问，政治上不利，在柬方正在对安全问题采取必要措施的情况下，我们拟向西哈努克提出：一、仍按原计划访柬；二、缩小或取消群众场面；三、减少或取消外地的访问，以便两国元首能更多地交换意见；四、提前访问日期。4月25日，我同孔原再次致电刘、陈，告毛泽东认为访柬仍应按原计划进行；并告周恩来决定派熟悉柬情况的前驻柬大使王幼平以我外交部顾问名义，作为刘、陈访柬的随员，先去金边，指挥我使馆与柬方落实安全保卫工作。4月29日，得悉敌特阴谋在柬加害我领导人一案（代号“湘江案”）已大体侦破，形势进一步好转。5月1日至5日，刘少奇、陈毅胜利地访问了柬埔寨。

　　在工作中我同李克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61年1月，他的夫人赵瑛去世，我出席追悼会并致悼词。同年7月，我去看望病中的他，他对我谈了很多问题。大约半个月以后，他给我写信，建议由他主编一部《党的特科斗争史》。他在信中说，我因病休养已近四年，最近医生已同意我逐步进入工作。现将我拟做的工作报告如下，请你和安子文部长、罗瑞卿总长二同志商决批准。信中说，他拟将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特科）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汇编成册，以利于中组部和军委参考，同时也可以让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尽管那时他疾病缠身，仍不知疲倦地坚持工作。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他勉强参加到闭幕的前一天（2月6日），实在无法坚持下去了，三天以后，2月9日，他走了。遗憾的是，那时我也病倒了，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至今我还珍藏着他从开城、日内瓦给我的来信，作为纪念。

　　有些工作本来是有专业部门归口的，却也让我参与。比如公安工作是毛泽东直接过问的，但是每次开公安工作会议，罗瑞卿总是拉我去讲话。如果说，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是我份内之事，与公安部保持联系也属于题中应有之义，那么，中苏两党之间的联系，应归口中央联络部，涉及中苏两国之间的问题，应由外交部处理，但那时却把这项工作放到了中央办公厅。为此，中央办公厅成立了一个只有4个人的翻译组，由我直接领导。在我的办公室里还安装了一部直通苏共中央和苏联驻华大使馆的热线电话，不管大事小事，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总是先找我。

　　又比如，1962年，中央决定成立精简领导小组，让我当组长。要求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这本来是劳动部门的事，结果也落在我的头上。精减城市人口是具体贯彻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头等大事，是我们党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被迫作出的非常决策。

　　还有一件事，1964年中央决定进行全国人口普查，成立人口普查领导小组，让我当组长。事情是这样的，随着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任务的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取得重大成效，为了摸清我国人口状况，为编制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设想提供准确数据，距第一次人口普查已经11年的第二次人口普查提上议事日程。2月10日，中央决定我为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组长，周荣鑫、徐子荣为副组长。那时进行人口普查，没有现代化手段，普查项目也比较简单，主要依托公安部门的户籍管理力量进行。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取得了1964年7 月1日的人口数据：全国（不包括港、澳、台）人口为6.9458亿人，比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6.0193亿人增加了近1亿人。但是在普查中发现，1960年底全国人口为6.6207亿人，比1959年底减少约1000万人，自然增长率为-4.57‰，其中县以下自然增长率为-9.23‰。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人口负增长。尽管当时统计手段落后，统计数据不可能十分准确，但却大体上反映了那时部分农村由于各种原因发生的非正常死亡现象，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情况。人口普查各项数据汇总后，我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淡淡一笑说，我从来不相信你们的那些统计数字。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就这样结束了。

　　总之，中央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是个“听用”。“听用”起什么作用？我想大概起个甘草作用。甘草是中药里使用最广泛的一种辅药，一种调和药，一剂药里加上一点甘草，就能使这剂药更好地发挥疗效并减少副作用。过去，我常为一年四季忙到头，年终却总结不出几条成绩想不通，现在我体会到，起个甘草作用就是成绩。（未完）

女模特被网上传为最美高官情妇

zhangxiaohong — Thu, 21 January 2010 01:27:55 +0800

女模特被网上传为最美高官情妇

被当作高官情妇卢嘉丽的子璇图片在网上流传。

　　本报独家调查披露网帖真相女模特子璇委托经纪人正言:

　　我不是“史上最美高官情妇”!

　　⊙《法制周报》记者李俊杰

　　近来，沉寂1年多时间后，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美高官情妇”——卢嘉丽的相关帖子，再次在网络上铺天盖地。

　　细心的网友发现，与此前所不同的是，这次帖子中最大的亮点在于：配有一组卢嘉丽在渔船上的写真照。这组图片上的女子身材高挑，袒胸露背，一身时尚、前卫的性感装束。特别是一张右手抚弄头发的照片，有网友形容说：“眼神暧昧，表情妩媚”。

　　短短几天，该帖子被各大网站疯狂转载，其中不乏有部分境外网络媒体的身影。群情激奋的众网友似乎大有发动“人肉搜索”的架势，试图揭开照片中女主人的真相。

　　实际上，从当前公开的信息不难看出，卢嘉丽早被警方通缉，去向仍是个谜。如今，网友想知道的是：照片中的人物到底是谁？2月18日，图片中女主人的经纪人向《法制周报》独家披露称：被网友戏称为“史上最美高官情妇”的，并不是卢嘉丽本人，而是另一位叫子璇的女职业模特，网友此举是张冠李戴。经纪人还称，目前，子璇在国外。她获知此事后，前些日子还打电话给他，说将起诉追究恶意歪曲事实并转载的媒体及发帖人的法律责任。

　　“高官情妇”卢嘉丽

　　有了杨忠万的撑腰，包括卢嘉丽先前的公司在内，她的命运迅速扭转。卢嘉丽在杨忠万给她安排的有别墅、跑车的生活中，醉生梦死。

　　美女、高官、情妇……自始至终，当这些夺人眼球的名词叠加在一起时，卢嘉丽事件就注定被关注。

　　卢嘉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她到底有着怎样的美貌，会让众多网友称赞有加？一个个悬念的渐次升级，愈发刺激着众多好奇网友一探究竟的心理。

　　网友将卢嘉丽称为“史上最美高官情妇”，并非毫无根据。实际上，卢嘉丽曾利用自身姣好的容貌，将诸多位高权重的官员玩弄于股掌之间。

　　2006年发生的“上海社保窝案”震惊海内外，而卢嘉丽一度与该案相关。

　　2007年3月2日，新华社发布了上海社保案查处消息，披露了上海社保局原局长祝均一、上海市宝山区原区长秦裕等9名党员干部严重违纪并涉嫌犯罪等事实。

　　消息称，上海“公路大王”张荣坤从这些官员手中套取近60亿元资金时，有人用针孔摄像机将贿赂这些官员的丑行录了下来，这成为“上海社保窝案”的突破口。办案人员在审查时，发现这些录像带和张荣坤所攫取的金钱，都与一个美女有关。考虑到某些因素，官方将这位美女化名为卢嘉丽。

　　卢嘉丽1975年出生在江苏镇江，自幼练习舞蹈，外形气质佳，因颇似香港演员张曼玉，很快被上海一家文艺团体相中。在一家权威媒体发布的卢嘉丽的照片中，记者发现，她留着披肩的枣红色漂染长发，大腿修长，身材匀称，面容俊美。

　　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带着理想与希冀，卢嘉丽开始在上海只身打拼。

　　然而，在上海这个人才济济、商贾云集的繁华都市，生存与发展的难题时常让人感觉到现实的残酷。此时，卢嘉丽爱上了一位“海归”的物理学博士、一家科技公司的总经理戴维（化名）。后来，戴维为了事业的发展，与她分手，和上海一位高官的女儿结了婚。

　　为证明自己的能力，卢嘉丽决定自己创业，她组建了一个模特经纪公司。然而，在大大小小的模特比赛中，她公司的模特经常在第一轮就被淘汰。事后，有身边朋友指点她说，那些获奖的选手，背后大大小小都有着后台。

　　“比钱更重要的是权。”戴维告诉她：“女人可以靠美貌活得精彩。而男人，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

　　从某个角度而言，这句话或暗示、或提醒着卢嘉丽。

　　于是，卢嘉丽决定作出人生的另一种选择——经人撮合，卢嘉丽结识了时任上海市核电办主任、上海华发核电公司总经理的杨忠万。杨忠万一眼就相中了她，曾私下向她求爱，希望她能做自己的情人，并可当即支付100万元。

　　有了杨忠万的撑腰，包括卢嘉丽先前的公司在内，她的命运迅速扭转。卢嘉丽在杨忠万给她安排的有别墅、跑车的生活中，醉生梦死。然而，好景不长，杨忠万因贪污千万元而东窗事发。

　　为保全自己，卢嘉丽向专案组交代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据此，专案组很快查清了杨忠万的贪污事实。由于卢嘉丽在杨忠万的腐败案中无触犯法律行为，不久后，卢嘉丽获得自由，并隐姓埋名继续留在上海，伺机“东山再起”。

　　千万富姐的“生意经”

　　祝均一定睛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坐在他面前的美女卢嘉丽，竟然酷似他心仪已久的香港著名影星张曼玉。

　　比起自己以前衣食无忧的生活，卢嘉丽心里暗暗盘算着，再找一棵可供依靠的“参天大树”。

　　2001年底，卢嘉丽挖出了一个有“价值”的人物：上海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荣坤。张荣坤比卢嘉丽大几岁，却深谙官场之道。刚到上海的他无权无势，于是通过不断捐款，甚至举债以吸引人们的目光。卢嘉丽观察发现，张荣坤通过慈善行为，获得了一系列社会头衔：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上海市工商联副会长、上海“慈善之星”等。而借助这些名誉，张荣坤就有了和政府官员接触的资本。

　　换句话说，只要能与张荣坤联合起来，卢嘉丽定会“钱途光明”。

　　很快，卢嘉丽和张荣坤坐到了一起。经过密谋，他们决定联手捞钱，张荣坤负责寻找猎物，卢嘉丽负责公关，然后由张荣坤给予丰厚的提成。他们瞄准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时任上海社保局局长、党组书记祝均一。

　　初尝甜头的卢嘉丽，在官员的左拥右抱中早已得意忘形。但她依然忘不了实施“一箭双雕”计划——既经营公司，也经营自己。

　　祝均一，1951年生，掌管上海社保基金逾10年，手里掌管着100多亿的资金。在和卢嘉丽密谋后，张荣坤成立了福禧投资集团，亲任董事长，开始涉足公路建设。2002年10月，上海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外招标，决定出让公司股权，该公司拥有沪杭高速上海段30年的收费经营权，资产总值35.5亿。当时，张荣坤的福禧投资集团只有5亿元资金，根本无法夺标。在招标会之前，张荣坤给祝均一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厚礼。

　　据媒体报道，在某一天，祝均一在上海市郊参加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联谊会，晚上早早回到房间休息。没想到，他一推开房门，一个身披薄纱的美女款款向他走来。祝均一定睛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坐在他面前的美女卢嘉丽，竟然酷似他心仪已久的香港著名影星张曼玉。

　　祝均一和卢嘉丽的这个激情之夜，成为了祝均一与张荣坤的关系发展的筹码。祝均一所掌管的上海社保基金，几乎成了张荣坤的私人钱库。2003年初，张荣坤一举拿下上海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99.35%的股权。由此，他被业界誉为上海“公路大王”。

　　为继续放长线钓大鱼，张荣坤不惜花费重金，专门为卢嘉丽购置了豪华轿车，并在市郊购置了一套单独别墅。而张荣坤则从祝均一掌管的上海社保基金中，拆借资金达32亿之巨。借助这些金钱，张荣坤的个人财产暴涨。2005年，他以26亿资产名列中国富豪榜第48位。而卢嘉丽从中“抽点”，转身成为一名千万富姐。

　　张荣坤的得力干将

　　为了掌握这些官员的把柄，每当他们进行不法勾当时，卢嘉丽都会用针孔摄像机，将整个过程拍下来。

　　在卢嘉丽的协助下，张荣坤不仅收购了苏嘉杭高速公路30年收费经营权，至2005年6月底，他投资参与管理的公路里程已达200公里，在高速公路领域的投资超过100亿元。2004年，张荣坤还进军机械制造行业，投资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8.15%的股份，是上海电气的第二大股东。

　　张荣坤深知，要建立和巩固自己的关系网，都离不开卢嘉丽的“奉献”。

　　为继续扩大这种关系网，卢嘉丽利用美色开设了一个模特经纪公司。在这层外衣的掩盖下，她暗地为官员介绍演员、模特和艺人。因为要照顾很多官员，卢嘉丽干脆在上海的一家高级酒店长期租用两间总统套房，用作行不法勾当的地方。当然，为了掌握这些官员的把柄，每当他们进行不法勾当时，卢嘉丽都会用针孔摄像机，将整个过程拍下来。

　　2006年，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原副秘书长、后任宝山区区长的秦裕在卢嘉丽的陪同下，到巴黎旅游，卢嘉丽给秦裕介绍了一个法国女演员陪侍。中国官员在巴黎“买春”的消息被披露后，引起一片哗然。很快，负责秦裕法国之行的福禧投资集团浮出了水面。

　　不久，张荣坤被立案侦查。张为减轻罪行，将卢嘉丽交给他的录像带交给专案组，并将责任推到卢嘉丽身上，从此揭开上海社保基金惊天大案——张荣坤依靠着女人，不仅把多名重要官员拉下水，还挪用了近60亿国家资金为己所用。

　　首先是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祝均一被拉下马，接着上海市宝山区区长秦裕、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孙路一、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董事长王成明等9人被立案侦查。

　　办案人员发现，除了把“艺人、高级妓女、豪华酒店、金钱”等作为“特别福利”奉送给这些高层官员外，张荣坤每年都会安排这些官员到国外去行不法勾当。而这一切，全都是张荣坤的得力干将卢嘉丽一手安排的。

　　此外，媒体还报道称，2006年9月，刚上任2个月的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因为涉嫌重婚罪等罪名落马。邱晓华的落马和卢嘉丽也有着一定的关系，他在上海也成为了卢嘉丽用美色来贿赂的对象。随着一个个高官的下台，办案人员无一例外地发现卢嘉丽在每个腐败案中都担当着重要角色。

　　然而，此时的卢嘉丽早已出逃海外，没有了踪影。

　　女模特准备起诉

　　该网友发帖爆料称，照片中的女子真名叫“子璇”，山东青岛人，是一名职业模特。且照片摄影地点在北戴河，图片原摄影作者的网名叫“丑八怪”。

　　在贪官情妇并不算新闻的今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卢嘉丽逐渐淡出舆论。

　　然而，近日，有“好事”的某网友将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原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段义和等“十大贪官”情妇的玉照贴于网上，引起网民们热议。也因此，卢嘉丽被网友戏称为“史上最美高官情妇”。

　　有商业网站甚至不失时机地“推波助澜”—— 2月4日，某网站对此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53%网民表示，如果他们是官员，愿意为了卢嘉丽违法乱纪。

陈伯达《评》全文

zhangxiaohong — Sun, 17 January 2010 00:41:09 +0800

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全文

［作者：陈伯达转贴自：铁血社区更新时间：2009-9-13 文章录入：木棉树］

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全文

原载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
序言：

　　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国之命运》还未出版的时候，重庆官方刊物即传出一个消息：该书是由陶希圣担任校对的。许多人都觉得奇怪：蒋先生既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什么要让自已的作品，交给一个曾经参加过商京汉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对同盟国、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汗精卫千丝万缕地纠合在一起的臭名远著的陶希圣去校对呢？难道国民党中真的如此无人吗？《中国之命运》出版后，陶希圣又写了一篇歌颂此书的文章，中央周刊把它登在第一篇，这又使得许多人奇怪：为什么中央周刊这样器重陶希圣的文章？难道蒋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圣的文章去传布不成？总之，所有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们的惊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中国之命丛》既是以蒋介石先生的名义出版的，就因蒋先生的关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此抗战处在重要关头的时候，大家想蒋先生在这个时候出版这本东西，应该是对于如何准备对敌反攻、配合盟国作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重大问题，有所指陈。因为尽人皆知：今日决定中国之命运的，是抗战，而不是其他。似大家读到《中国之命运》后却不免大失所望，原因是那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和人们所期望的都相反，而且关于抗战问题，在全书二一三页当中，只占了十二页半。全书的中的中心是谈内政问题。一言蔽之，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实际上主张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或新专制主义(虽然形式上仍戴着“三民主义”的帽子)，因此使人们大失所望！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素来鄙薄那种掩盖自己政见的人，蒋先生并不掩盖自己的政见，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蒋介石先生此书是不同意的。我们既有不同意见，我们就有责任把自己的意见公开出来，以求国人之审察。蒋先生也说过：如有人认为国民党的“行动或态度有什么错误，那就应该来纠正他，来补救他”，那么，好吧，我们就提出意见来和作者及读者商讨，这应该是完全必要的事。因为蒋先生此书所讨论的，是关系于中国之命运，关系于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故不但每个共产党员应该十分注意，绝对不能忽视，而且是每个中国爱国人民都应十分注意，绝对不能忽视的。近日国民党方面竟在图谋“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中国国民党指导的中央通讯社业已公开发布了这个消息，可谓到了怪论百出的时期，我们共产党人自然不能默尔而息。但这种怪论是有根据的，只要一读《中国之命运》，就可找到这种根据，因此使我们更加不能默尔而息。本文所批评的，限于书中的几个根本观点，至于书中的其他观点以及对于许多观点的详尽批评，只好俟诸另文及别的同志的著作。作者及读者乃至任何爱国人们，如果对本文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希望提出辩论。真理是不怕辩论的，怕辩论的就不是真理。无数的国民党刊物，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批评得一塌糊涂，我们至今还没有回答。现在就以蒋先生此书为契机，发表我们共产党人的意见吧。

（—）　关于中华民族

　　蒋先生此书对于中华民族的了解，和本来的历史真实情况完全不相符合。此书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是“同一血统的人小宗支”。民族血统论，本来是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糟粕，德、意，日法西斯蒂就是拿这类怪论去作为进行侵略全世界的工具的。不料蒋先生也以血统立论，实属怪事。这类怪论，决不能解释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平日我们习用的所谓“中华民族”，事实上是指中华诸民族（或各民族）。我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这本来是不用多辩的。清朝末年，孙中山先生和同盟会革命党人的反满运动，就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举行的。而且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人会宣言，就明明白白写过：“中国境内各民族”。否认这种见解，等于否认孙中山先生及其主义，作者以中山先生信徒自命，但却别开生面，承认中国只有一个民族，这是很可骇怪的意见。按照作者的见解，则孙中山先生称辛亥革命为民族革命，这不是无的放矢吗？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人会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要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这又不是无的放矢吗？蒋先生的意见，不明明是和孙先生的意见相违背吗？

　　我们请研究一下：汉族和蒙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义”吗？汉族和藏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义”吗？汉族和西来的回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汉族和苗族瑶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汉族和罗罗〔1〕和夷人又都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出自何经，据于何典，这是从那里考证出来的？作者引了诗经“文王孙子，本支百世”的句子，难道现在中国诸民族都是文王的孙子吗？凡此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常识，并不需要什么高深学问才能理解的问题，作者违背了这点常识，故弄得毫无是处。在此问题上，作者还提出所谓“婚姻的系属”，但是我们也请研究一下：难道汉朝王昭君出塞，不要忘记呀，这段历史曾经是汉民族统治者向匈奴民族统治者送美女去委曲求全的一段悲剧），就使得匈奴变成了汉民族的“宗支”吗？难道唐朝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即今之西藏），就使得藏族变成了汉民族的“宗支”吗？若然，则近代许多中国人（其中包括现在国民党的某些要人）娶了日本女人做妻子，中华民族也可以算成日本民族的“宗支”吗？

　　把中国国内各民族做那种解释，则全部中国历史都变成一堆不可了解的糊涂帐。如果照那种解释，则汉时代汉民族和匈奴的战争，就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或者说是大小姓的冲突吧）。五胡乱华、南北朝那时代双民族与各民族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唐时代汉民族和回纥、叶蕃、沙陀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五代时汉民族和契丹的战争，宋时代汉民族和契丹、西复、女真、蒙古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明时代和蒙古、满洲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太平天国和同盟会反满的战争，也就都不是民族的战争，而只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若然，则岳飞、文天祥、陆秀夫、朱元璋、徐达、袁崇焕、史可法、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李秀成、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以及孙中山先生……这一切在汉民族史上可歌可泣、而为汉民族和中国河山生色的历史人物，不就都成为一批毫无意义而死去的愚夫愚妇吗？而石敬瑭，张邦昌、刘豫、秦桧，洪承畴，曾国藩、张勋……这一切万恶不赦的汉奸，不又大可以“登庙堂之上”，而，受俎豆于千秋”吗？按照作者外行民族的解释和历史的渲染，则全部中国历史，必须完全推翻，而我们民族也寄托于乌有。

　　蒋先生说：“至于各宗族历史上共同的命运之造成，则由于我们固有的德性，足以维系各宗族内向的感情，足以感化各宗族固有的德性。”我们也请研究一下：根据前面所列举的史实，我们历史上的民族斗争，曾经那末残酷，那末无情，如果现在按照作者所说，那又将作何解呢？是的，历史上汉民族在反对异民族侵入的时候，是有两种人的根本分别的，一种人广大民众，他们流血牺牲，抗拒外患，虽保卫祖国与光复旧物的基本动力；另一种人则是一些腐败的统治者，他们在异民族侵入面前，时常采取“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政策，甚至以“人子之尊”向异民族的侵略者称臣、称子、称侄、称孙，而每年贡纳很多银帛、杀戮抗战的大将，以求取得其宠辛〔幸〕（最好请看五代和宋朝的历史吧），这些皇帝和臣宰们时常拿出什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所谓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这些法宝来驾驭人民，大概他们对于异族侵略者的这种行径，也就算是实行了他们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及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的德性吧，但是，这些行径，对于我们民族，又有什么值得夸耀呢？

　　照科学的了解，民族的特征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经济的联系件）以及表现在共问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结构，民族的斗争是社会分化为阶级后的历史结果，民族的斗争不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也不会永远要存在，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战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是“为人类的永久和平而战”。不仅如此，在人类大同还没有实现以前，某些本来曾经是互相斗争的民族，们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也竟可能同化起来，变成一个民族，比如：中国以前入居中原的许多民族，都在中原和汉民族同化了。今天，满民族在事实上也已同化于汉民族了。但这决不是由于什么汉民族的“固有德性”，而是由于他们在内地和议民族混居，汉民族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后来并且在政治上，都比较他们先进，比较他们占优势，而在人口数量上也较优越，这样就在长期的残酷斗争中逐渐地同化起来了。

　　现在是科学昌明的世界。民族历史必须按照科学去解释。法西斯主义曲解民族历史、削改民族历史、捏造民族历史的伎俩，决不足为训，如果拿这种东西作为国民的教本，就会愚弄国民。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所以要捏造这种单一民族论，其目的就在于提倡大汉族主义，欺压国内弱小民族。我们汉民族本来也是一个很弱的民族，正应和国内一切弱小民族进行平等的民主的联合，才能共同抵抗侵略者。如果我们一方面抵抗侵略者，另方面又要拿大汉族主义去欺压国内其他弱小民族，那就会给敌人以利用的空隙，而不利于我们民族解放的事业。这是每个头脑清醒的中国人所应该注意的。

　　中国和外国的一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总是盗窃“民族”为私有，好象民族即朕，朕即民族。请研究一行：民族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我们这民族的绝对大多数不是工农群众吗？如果没有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民众，我们民族从何处得到衣食住，从何处组成抗战的军队，又从何处有文化？工人农民不正是民族的主体吗，不正是他们的利益才和民族的利益完全一致吗？不正是他们才真正配得代表民族的名义吗？而其他的人，反对工农大众的人，却自称是民族的代表者，不就是一种篡窃吗？既然劳苦大众是民族的主体，那末，只有劳动人民至上才是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不是很明显的道理吗？把劳动人民看成至下，这不就是把民族看成至下，把国家看成至下吗？

　　谁是民族的主体？答复这个问题，才解释得了民族这个问题，才解释得了民族的力量的问题，才解释得了我们民族的组成以及过去所以衰而复兴、亡而复有的问题，才解释得了如何准备反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问题（即要不要动员民众、实行民主的问题），才解释得了抗战后中国谁才应当为主人翁的问题。在几年前，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共中央许多文献，曾给我们答复了这个问题。但是《中国之命运》的作者却把“少数人士”和“德性”当成民族的决定者。这就是我们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关于中国之命运问题上的根本分歧点。

（二）关于中国历史

　　我们继续说中国历史，特别说一说近代中国的历史吧。中国历史应该是民众的历史，因为没有中国民众，就没有中华民族。中国历来和自然界战斗，和黑暗制度战斗，和侵略者战斗的主要力量，是中国劳苦民众，民众是中国历史的主要动力。中国民众历来创造一切幸福，们是他们自已却没有了一切幸福，中国劳动人民和民族的苦难战斗，但是在过去，一切果实却被少数统治者窃取而去，而自己则仍落到最受苦难的结果。每当中国民众被统治者剥削压迫得最痛苦、最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外患也就随之而来，但民众又成为“我必复之”的力量。蒋先生说：“自满族入关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渐渐消灭了。”这话是完全不对的。事实上，满族入关以后，失掉了民族思想的，只是那些统治者和高等士大夫，而广大人民群众，仍然是最富于民族思想的，并且不断地进行了民族的斗争。历史越是向近代方面转移，则民众的自觉力量也越大。在满清入关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思想，远比过去任何异族统治中原时代要广大、要深入、要长远。二合会组织的蔓延及其长期不被消灭，就是最好的说明。孙中山先生也说，“……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惟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这是公道话。民众的民族思想的发展，这是一方面。另方面，和此相伴随的，就是腐败人们奴才思想的发展，而其登峰造极的代表人，就是作者书中所不断称赞的“曾涤生”即“曾文正”（不要忘记呀，这是满清朝廷因为他剿汉有功而给他死后的谥号）。至于作者关于满清的历史，如此写着：“有清一代，建国规模的宏远，政制政令的精密，猷能绍汉唐的余绪，实可以超越宋明，更为元代所不及……假使满清对国内汉满蒙回藏各宗族，不存界限，一视同仁，认识我五族在实质上本是整个的一体……但这是时代与思想的关系，我们非所望于当时的满清能施行这样政策，固不可求备太苛……”这些话里一点民族思想也没有，则是千真万确的。

　　清代中叶，中国民族遇到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新的民族侵略者，即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这种新的民族侵略者挟持其资本主义的优越经济力量，打开了中国的长城，但中国人民并不是不能抵抗这种新的民族侵略者的。中国抵抗力的软弱，是由于满清朝廷一方面在国内各民族之间所造成的民族牢狱，另方面在人民之间所造成的专制主义牢狱。作者说：“我们百年来国势的陵夷，民气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条约为造因”。这是倒果为因的说法。中华民族为什么会被钉上不平等条约的枷锁？这难道不是因为万恶的满清黑暗专制政治，使得民气不得发挥，人民不得奋发起来抵抗侵略者才产生出来的一种结果吗？如果按照作者的说法，在订立不平等条约之前，应该是国势鼎盛、民气兴旺的时候了。但是，既然国势鼎盛、民气兴旺，为什么又会有不平等条约呢？

　　但作者又说：“国耻之所由招致，又必须追溯于满清一代政治的败坏，尤其是学术与社会的衰落”。这不就是“原因”了吗？如果这是“原因”，那末，前面所说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如此逻辑，岂非自相矛盾？姑且也研究一下：第一，作者这里说的是“政治的败坏”（带一笔：作者不愿意说是专制政治，此点我们后面还要说及），这又是自相矛盾：作者不是盛赞满清一代“建国规模的宏远”，“政制政令的稠密”吗，第二，如果按照作者所说，“尤其是学术与社会的衰弱”，所以有了国耻。可是，作者不是说过吗：“满清道咸年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之流，亦以转移风气为已任。曾文正行法主刚，而用人则重血性，尚器识。其于学术思想，则兼取宋学与汉学而归本于至诚，其立身行事，则本于‘慎独、主敬、求仁、习劳，的精神，故湘车淮勇的成功，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样，宜若国耻可以由此减少了，为什么又弄得国耻如麻呢？历史的教训显然是和作者所说的相反：原来中国之弄得国耻如麻，恰恰是因为曾国藩李鸿章辈的“湘军淮勇的成功”。不是吗？请研究一下：太平天国曾统治了许多省份，时间十余年，和外国人也有来往，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没有和什么外国订过不平等条约，不就是因此惹起洋大人生气，组织了“戈登常胜军”，使太平大国内外受敌，而陷于失败吗？如果太平天国获得胜利，把“曾胡左李之流”打得落花流水，打倒了清朝，建立新国，发扬了民气，创立了国防，则外国侵略者就不可能送我们这样多的国耻。所以我们说，湘军淮勇的成功，就是民众的失败，也就是洋大人的成功。民众失败，洋大人成功，国耻自然就多起来了。

　　应该介绍孙中山先生的两段话：

　　　　　其一：“从前衰弱，实因压抑于专制淫威所致。”

　　　　　其二：“在三十年前，我们革命同志便下了这个决心，主张要中国强盛，便非提倡民权不可。”

　　孙中山先生的话，是扼要而中肯的。中山遗训在其信徒中的被遗弃，不是很可悲的吗，

　　要救中国，必须发挥民权，必须把旧中国重新改造，这不是天经地义吗？其所以要把旧中国重新改造，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的统治太黑暗、太残酷、太落后、太虚伪吗？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的经济制度是无孔不入地剥夺广大人民——首先是农民——的血汗，使得广大人民饥寒交迫，因而使国民经济不得发展起来吗？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的统治方法从保甲制度到中央政权，都是窒息人民的生机及其政治活动吗？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的思想教育制度及其政策是愚民制度和愚民政策吗？不加改造的旧中国，如何站得起来？如何能够抵抗得外患？在今天抗日战争中不求进步，一味倒退，又如何能够最后战胜敌人？然而不幸，《中国之命运》的作者竟把这样的旧中国写成“黄金世界”：海禁开放前出中国的经济是发展得那末好，政治是那末好，风气伦理是那末好，一切都几乎是全世界第一。可怪的，既然是一切都那末好，为什么打不过外国侵略者，而且要时常与当时的敌人作城下之盟，订立那么多的不平等条约呢？本书的自相矛盾，这又是一件。

　　为使读者明了起见，把作者所描写的中国古代“黄金世界”抄列于下，读者一见，就知全是妙文：

　　关于经济：“我们立国的基础，本是农业。全国的农业，除边疆省区外，分布既不失均衡，故全国的人口，疏密亦相差不远。政府对全国交通的计划，平均周遍，世代相承。经济的趋势，虽起自河流而倾向海岸，然而建国的成规，并不见有什么偏枯的现象。”（——五九页）

　　关于“社会组织”：“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在血统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由家族而保甲而乡社。两方面的系统都很分明，两方面的训练和教育，亦最为古来的贤哲所致力。由个人日常生活的箴规，推而至于家，则有家礼，有家训；推而至于族，则有族谱，有族规。在保甲则有保约，在乡社则有乡约和社规。其自治的精神，可以修齐举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则有乡校和社学。言赈济则有义田和义庄。言积谷备荒则有社仓的储蓄。言防盗缉奸则有保甲的连坐。乃至堤防沟洫，道路河川，无不由乡社的群力，以从事于修筑和疏浚。孟子所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所谓‘谨庠序之教，中之以孝弟之义’，礼运所谓‘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常活跃于中国固有的实际社会之中，而表现其具体的成绩。”（——六一，六二页）

　　关于社会风气：“杜会风气，五千年来尤为我国先圣先贤所终身倡导和致力不倦的大业……社会的风气仍能精诚笃实，勤苦俭朴，崇礼尚义，明廉知耻，我们中华民族所以能久于世界，此实为其基本原因。”（——六二，六二百）

　　关于“伦理”：“我们中国古来的伦理哲学，对于人类社会相系相维之道，有详密精深的研究。社会的组织虽有不断的演进，而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乃至邻里相恤，疾病相助，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六七页）“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懦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比之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中华民族仍虚心接受外来的宗教，且能够撷取外来宗教精深的哲理，使其与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互相发明。”（——六九贝）

　　猗欤休哉：使我们走进了一个极乐世界！但是，既然旧中国的封建农业经济是那末好，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匪徒却提出了“农业中国、工业日本”，那末喜欢保留中国的封建农业经济呢？既然旧中国的保甲制度是那末好，是那末对人民有利，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匪徒却在沦陷区大大推行保甲制度呢？既然旧中国的社会风气和伦理思想是那末好，是那末为全世界所不及，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匪徒却在沦陷区大大提倡中国“固有文化”、“东方固有道德”呢？难道日本帝国主义匪徒真的爱起中国民族来，所以要中国人去保留、发展这些“好”东西，来破坏日本匪徒自己的侵略吗？历史的真理，有的要等待深思熟虑的思想家来发现，有的则虽愚夫愚妇亦可以很容易地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匪徒之所以特别要中国人去保留发展这一切腐朽的陈旧的落后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是绞杀中国历史发展的工具，是绞杀中国人民反抗的工具，是绞杀中国人民自觉的工具。蒋先生竭其全力去颂扬这些东西，其用意究竟何在呢？蒋先生所喜爱的这些东西，日本法西斯也喜爱，难道也是“口之于味有同嗜，耳之于声有同听”吗？至于蒋先生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我们是完全不能同意的，为篇幅所限，暂不详论。

大学教授令人震撼的演讲！

zhangxiaohong — Sat, 16 January 2010 21:49:48 +0800

节选。有机会再贴全文。

大学教授令人震撼的演讲！

　　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你能建10所世界一流大学，那美国有多少所？日本有多少所？现在的实际状况是：世界上前200所大学，中国一所都排不进！在亚洲能排上几所？我到国外去看了以后，感到要将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像共产主义理想。”

　　“以前说‘无知无畏’，现在却是‘无知才无畏’，许多企业把浙江省技术监督局、科委的人请来吃一顿饭、喝一点酒，他就给你签个字，再把我们这些教授胁迫到那里去，给你盖个章，然后就是‘填补国内外空白’、‘国际先进水平’，写论文则是‘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首次科学发现’等等，这都是目前非常严重的问题！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深深地为此担忧！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领导无知，是他们倡导了这个主流。我知道在座的处长或老总日子很难过，因为你们不写这样的报表，就拿不到钱，项目就得不到批准。教授也同样如此，天天写报告，而不是在实验室静下心来好好搞研究，这是很严重的！”

　　“我们国家的现实和发展就是这样：凡是依赖不成的，我们自己都能搞得像模像样，比如二弹一星；凡是能够引进的，就都搞不成……现在很多合资企业就这样，就是卖点东西,而没有去考虑这些深层次的东西。殊不知，这就是社会的恶性循环！”

　　“我认为：语言、计算机就是工具。中国的外语教授讲英语还不如美国卖菜的农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日本博士、德国教授说不出英语的多得是！我们怎么能说一个人不会说英语就是文盲呢？语言就是一个工具！你没有那个环境，他怎么能讲这个语言呢？……如果我是教育部长，我要改革二件事：第一，取消六级考试，你一个研究生连中文一级都不及格，你英文考六级干什么呢？看看研究生写得论文，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没有学好，天天考英语──打勾、托福——打勾、ＧＲＥ——打勾，英文考出很高的分，可哪个写的英文论文在我面前过得了关呢？过不了关！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能干什么？自己搞的专业一点都没学好！……说不会计算机就是文盲，这又是一个误区！我现在是教授，我顾不上搞计算机！”

　　“你看我，从高中开始学英语，大学学，硕士学，博士学，花了我多少精力！你说中国人怎么做得出高科技的研究成果？我这几天就教训我手下的几位女学生，问她们在干什么，看不到人影，一天到晚考这样、考那样的，到美国去干什么？在国内要干的事多着呢！你整天考英语，美国人连报个名都要收你们的钱，日本人也是如此，中国学生到日本去要交手续费，到日本留学是为日本人打工，好不容易挣点钱交了学费，读完博士在日本的公司就职，当劳动力，挣了一笔钱后要回国了就买了日本家电，把钱全给了日本人。你们都没有注意这件事，这里面都是经济问题。这就是素质教育到底是什么。”

　　“中小学的教育就是听话，老师管干部，干部管同学，孩子们都学会了成年化的处世方式，这是害人啊！这样强迫性地做了一些好事后，没有把做好事与做人准则结合起来去培养，而只学会了拍马**、讨老师喜欢、说成人话。上次电视上就曾经播出，一个小孩得了个奖，主诗人问他最愿意说什么，他说：‘我最愿意跟江爷爷说：我向你报告！’‘江爷爷’是谁？还不是老师教的！孩子们在中小学活得很累，到了大学就没人管了，所以就要玩、就要谈恋爱。”

　　“我们有很多同学成绩好，却什么都做不了。在我们大学像我这种程度的人，招博士生是从来不看成绩的，成绩算什么！现在我从事的这个领域在中国有叁个杰出的人才，当初在读研究生时都补考过，而成绩考得好的几个人却都跑到美国去卖中药了，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作老板的可不能这样啊！
……人才的梯队一定要合理，而不要认为教授就是万能的、博士就是万能的。中国的教育体系就是让每一个老百姓都充满希望和理想，教育孩子们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实际上，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扫地能扫好，也应该受到尊重；打扫厕所能打扫干净，也应该受到尊重，不能动不动就要高学历。我要提醒的是：在国外可不是这样，美国、日本的博士就很难找到工作，为什么？因为老板心疼钱，招了博士要给他高工资，而他能做什么用呢？这是个具体问题。”

　　“科技到底该干什么？高科技到底该干什么？如果我是科技部长，该玩的就玩，就像陈景润，他就是玩！陈景润如果是处在今天的中国，他绝对是要去讨饭的，因为他不会去搞产业化，他的英语也不好，他说话都不流利，中文都讲不好，按现在“标准”，他是个文盲，还谈什么教授！

　　日本人就是喜欢美国人，我跟日本人说：你们这个民族爱谁，谁就要向你们扔原子弹。日本人就是喜欢黑人也不喜欢中国人。……我特别对我们的女教授、女同学说：在日本人面前一句日文都不要讲，会也不要讲，日本人一听说你讲英文，特别是看到中国女孩讲英文，腿都要发软，这是真的！”

　　“中国人为什么这些年都往外跑，最重要的是要让国民自己爱自己国家……如果我是杭州的市长，我绝对不是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如果杭州有什么灾难，我就首先把杭州的老百姓安排在香格里拉，让外国人在外面排队(掌声)！这样，你才会让你的国民爱自己的国家！一个日本的农民跑到峨嵋山去玩，骨头摔断了，你就用中国空军的直升飞机去救他，而在日本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宿舍里死了7天才被发现；名古屋大学的一对中国博士夫妇和孩子误食有毒磨菇，孩子和母亲死了，父亲则是重症肝炎，在名古屋大学医学院的门诊室等了12个小时，也没有一个日本教授来看望！而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友好，以为自己很大度，实际上是被人家耻笑，笑你的无知！笑你们这个民族！我们不能这样！我们的领导人跑到国外去访问，看到有几个人在欢迎他们，就感到挺有面子；而外国来了个什么人物，都是警车开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让我们中国人感到是自豪还是悲哀？所有这些，对教育工作来讲，都是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经常讲，我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工作者，我教育我的学生，首先是学会做人，没有这些，你学了再高分，外语再好都是花架子，你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一个观念或是一个问题:是不是技术越新越好？今天谈的就都是提醒大家的……技术并不是越新越好，技术要有储备。日本的企业现在卖的东西大都是10年或15年前的技术，好东西他不拿出来，他要等到现有的技术把成本收回并获得尽可能高额的利润以后才会拿出来。其次，我们的对手什么时候推出新东西时，我们才会出手。不要以为你今天好不容易搞了生产线，明天又有新的了，你的钱还没赚到就换新的，有什么用？我这次到日本刚好谈到悬浮列车──即使何先生在我也要说，这是中国人又在玩高新科技。悬浮列车目前在理论上都还不成熟。日本现在最完善，最经济的就是新干线！从经济和市场的概念来讲，越先进的东西，风险越大，有可能得到的回报就越少！”

地税局一副局长"失踪"被疑躲赌债

zhangxiaohong — Sat, 16 January 2010 12:30:36 +0800

地税局一副局长"失踪"被疑躲赌债

　　汉中市地税局昨日（2009年12月某日）下午召开党组会议，决定免除城固县地税局副局长马某的职务。马某在口头请假“几天”后1个多月未见踪影，被盛传“欠巨额赌债外出躲避”。

　　据报道，事发之后，汉中市地税局专门就马某请假及可能的涉赌问题紧急召开党组会议。“会议决定免除他的职务，如果他的赌博问题一旦查实，就给予撤职处理。”市地税局副局长庄立明会后对记者说，市地税局同时决定成立专门的调查组对此事展开调查，由局政治部主任任组长，检察室主任任副组长。会议认为，城固县地税局局长王新全存在失察和失管问题，责令其向市地税局党组写出深刻书面检查。

　　据了解，马某可能因“欠巨额赌债”而“失踪”月余一事经本报报道后，引起省、市高度重视，多次过问此事。“市地税局将在全系统开展纪律作风整顿。”庄副局长说，甚至在今后的干部任用上，也要加一条，参与赌博的干部将不会被任用。对于外界广为关注的是否存在公款丢失问题，据了解，因采取的是电脑走账，且所收款项要在当日交到银行，因此“绝不可能”。（据第一报料网）

社科院：09年群体性事件多发源于民怨太深

zhangxiaohong — Fri, 08 January 2010 18:29:41 +0800

社科院：09年群体性事件多发源于民怨太深

核心提示：12月21日，社科院发布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今年群体性事件仍然保持着多发的态势，这是因为一些地方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的民怨太深。

中国网报道 2009年12月21日“2010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举行，会议将在对2009年的社会形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2010年的形势进行展望与预测。以下为发布会实录：

李培林:

社会保障方面。今年最大的一个突破就是国家规定，把农村的养老保障，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没有规定路线图的保障制度，因为我们在文件当中一直在说，在有条件的地方积极的进行养老保障试点，因为养老保障是需要花大量的钱的领域，在这方面要谨慎推进。但是今年明显加速，要求在今年年底覆盖到10%以上的县。而且从全国来看，各地采取积极态度，很多地方超额完成了中央布置的任务。所以预计今明两年，增长速度会超出我们的预想。

最后，我想谈一下关于社会稳定的情况。大家知道，由于2009年是我国60周年大庆，所以各地都对社会稳定和维持社会秩序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击黑恶势力，特别是清理社会犯罪团伙的行动，所以整个社会形势保持了基本稳定的状态。但是现在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今年群体性事件发生仍然保持着多发的态势。

特别是引人注目的态势在重演过去的群体性事件，比如湖北石首事件，几乎重演了2008年瓮安事件的发展。也就是说，瓮安事件是一个中学女学生溺水死亡，湖北是青年厨师跳楼死亡。和瓮安事件同样的是，大家在议论死亡的时候，政府宣布的是一种非正常死亡，但是群众通过网络等各方面开始传播，说他们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后来政府通过验尸认为是自杀，家属就不相信，然后就开始护尸行动，长达30个小时。开始时地区检验不行，然后到省里进行检验，最后也是酿成了上万人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了烧毁楼房、汽车事件，发生了严重的警民冲突。当然，这次时间的暴烈程度不像瓮安事件那么强烈，但是它发生的过程、逻辑几乎和瓮安事件是一样的。

我们把这类事件叫做“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非阶级性的是说参加的人群来自社会各个方面，无直接利益的是参加群体性事件的人和事件本身没有关系。这就说明在我们的一些地方，由于基层财政的薄弱，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当中，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比如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集资等等，这些事情当中都向群众欠了很多债，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的民怨太深。所以一旦突发事件产生以后，就造成了所谓的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性的群体冲突。

瓮安县委书记县长被免引发的思考

zhangxiaohong — Fri, 08 January 2010 00:50:36 +0800

“三大矛盾”与科学发展观研讨课题背景资料之一

“三大矛盾”与科学发展观研讨课题背景资料之二

瓮安县委书记县长被免引发的思考

　继瓮安县公安局原政委罗来平和局长申贵荣被免职之后，贵州省委继续严肃追究干部责任，省委和黔南州委7月4日对瓮安县党政主要负责人作出调整决定，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被免职。

　瓮安干部被调整的力度也很大。在奔小康、迎奥运的今天，在汶川特大地震之后，瓮安县猝然发生了这起打砸抢烧事件，令人震惊，更令人痛心。痛定思痛，分析原因何在，很有必要。

　日前，贵州省委副书记王富玉在有关情况汇报会上指出，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是群众的一些合法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近年来，瓮安县经济社会得到较快发展，但在移民搬迁后期扶持、违章建筑拆除、矿权纠纷处理、国企改革改制中，出现了各种矛盾，沉积的有影响的重点信访案件就有二十多起，各种矛盾纠纷没有得到及时化解。大量积案和积怨的存在，是导致党群干群警民关系紧张，甚至出现了仇官、仇警、仇富心理的重要原因，使部分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心不足、信任不够，家属包括一部分当地民众对警方公布的李树芬死亡原因表示怀疑，以至于事态恶化，发展到不可收拾。

　瓮安群众中有仇官、仇警、仇富心理，贵州的领导把话说到要害，说到根上了。这些可怕的仇官、仇警、仇富心理，这些复杂的深层次原因，很值得深思。

　对这次事件，瓮安县领导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瓮安的领导说，事件的起因有其偶然性、突发性，那么，人们会问，这种偶然、突发之事其他地方也有，人家那里怎么没有发生如此严重的打砸抢烧事件？如果瓮安的领导说，因为有坏人，是他们惟恐天下不乱。人们会说，有坏人，这是肯定的，但坏人毕竟是少数，能力也有限，少数坏人怎能有那么大的能力，怎么能够煽动、操纵那么多群众涌上街头，攻击县政府、县公安局？瓮安县到底是坏人的天下，还是好人的天下？

　可悲的是，直到出了事之后，瓮安县的领导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和深层的原因以及群众有多么可怕的心理，还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在情况汇报会上还在冠冕堂皇地东扯葫芦西扯瓢，还在强调县领导付出了多么“巨大努力”。省委书记石宗源批评瓮安县委书记王勤的情况汇报“自我批评少、解释过程多，分析原因少”。这批评够客气了，真不知道瓮安县这“父母官”是怎么当的！他们的官也真是当到头了！

　必须明确，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出了这种事不能怪群众，对老百姓更不能随意使用警力，不能随意釆取专政手段。“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群众有了那种仇官、仇警、仇富的心理，背后有了那些深层次的原因，瓮安这种事或迟或早、或因这根“导火索”或因那根“导火索”、或以这种形式或以那种形式发生的。

　为政一方，守土有责。贵州省委决定将继续严查在此次事件中严重失职渎职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责任。各级党政领导必须明白，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官不是那么好当的，不是会开会、剪彩、送往迎来、耍嘴皮子就可以混下去的。豫剧《七品芝麻官》中有句唱词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瓮安县的书记、县长，公安局的政委、局长，虽说不至于去“卖红薯”，但再想为政一方恐怕不可能了。他们应该反省，有类似情况的地方领导也应该反省。（李德民）

　　2008年07月09日 09:39:45 　来源：人民网

“临时性强奸案”重审加刑原办案者被追责

zhangxiaohong — Tue, 05 January 2010 15:00:04 +0800

“临时性强奸案”重审加刑原办案者被追责

来源: 安徽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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